近代中国的禁毒运动

鸦片问题是中国近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在中国近代，由于鸦片泛滥和吸食成风，给人民的身心健康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。为了革除鸦片积弊，挽救社会颓风，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禁止鸦片主张，历届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在民众的推动下，也采取了许多禁烟措施。

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，从林则徐到孙中山，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曾强烈呼吁禁止鸦片烟毒，就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也非常重视禁烟问题。

林则徐长期任地方官，深知鸦片对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危害，因此，一贯主张严禁鸦片。他指出，如果听任鸦片泛滥，“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，因而“法当从严”（《林文忠公政书》第104页）。林则徐被派到广州后，立即表示自己查禁鸦片的决心：“若鸦片一日未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，誓与此事相始终，断无中止之理（《林则徐集·公牍》，第60页）。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查密访和与鸦片贩子的紧张斗争，林则徐共缴获外国鸦片237万多斤，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。

在外国鸦片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之际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也极力反对吸食鸦片和鸦片贸易。洪秀全告诫人们远离鸦片烟，他说：“烟枪即铳枪，自打自受伤，多少英雄汉，弹死在高床。”他要求人们做正人，禁绝吸食鸦片。他把吸鸦片视为犯“天条”，主张“斩杀不留”。建都天京之后，洪秀全还颁发了《劝人戒鸦片烟诏》。在太平天国初期，在严厉的禁烟令下，不仅太平军中无人吸鸦片，而且严禁百姓吸食，鸦片一度几乎禁绝。

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则主张用“疏通民气”的方法禁止鸦片。他认为，禁止鸦片要正本清源，必须先禁士子吸食，把鸦片列为首禁纂入《学政全书》，以保证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员不再吸食鸦片。鉴于下层胥吏收受陋规和包庇行为，郭嵩焘主张应选派公正绅员负责禁烟。同时明定章程，对种植、贩卖鸦片者予以严惩。左宗棠也主张用“加价减瘾”的方法禁止鸦片。他认为，对洋土药加价以后，“瘾轻者必戒，瘾重者必减，由减吸以至断瘾”，还是有希望的（参见《光绪朝东华录（一）》，总第1095页）。李鸿章则主张“以土抵洋”，即以发展土药生产来抑制洋药进口。他认为，暂弛罂粟之禁，既可夺洋商利权，又可增加税收，等到“洋商无利可图，洋药渐不来华”时再严禁土药，也不算晚（参见《李文忠公全书》奏稿，第24卷，第21页）。

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呼吁变法维新的同时，也极力针砭鸦片陋习，自发地禁吸鸦片。康有为指出，中国人“褴褛相望，加复鸦片熏缠”，被外国人“讥为野蛮久矣”。严复认为，吸食鸦片致使中国“种以之弱，国以之贫，兵以之窳”。他主张禁烟应改过去的严刑峻法，而由皇帝责成清廉官吏专门负责禁烟：“天子察二品以上近臣大吏，必其不沾者而后用之”，再由这些近臣大吏察其近属，然后再定相坐之法。他认为先禁官兵士子，再令民间禁吸，30年之内便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。维新派的骨干徐勤在《戒鸦片烟会序》中指出了鸦片“伤于身”、“害于家”、“损于国”、“弱于教”的危害。他认为禁烟是维新的基础，因而自发地组织戒鸦片烟会，以互相戒勉。

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力主严禁鸦片。南京临时政府时期，孙中山多次颁布禁止鸦片令，规定吸鸦片者“不可为共和之民”，应“剥夺其选举与被选举一切公权”。他希望各团体随时劝导，使吸者屏绝恶习，永作新民。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，孙中山仍将革除鸦片积弊视为己任，曾撰文致伦敦各报，重申中国禁烟决心，请求英国停止对华鸦片贸易。广州国民政府时期，孙中山坚决反对收取鸦片税。他认为，这种行为“不问久暂，均属卖国之行为”，全国人民只有抱定不降服政策，禁烟才可望成功。

近代的历届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在民众的推动下多能实行禁烟，并取得一定成效。

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是在全国性禁烟大讨论的基础上走向高潮的。在全国性大讨论中，各省督抚的禁烟主张基本分为严查海口、重治兴贩、限期禁绝等几类。其中严查海口的主张切中时弊：英国鸦片船到广东黄埔和老万山两处停泊后，是由内地趸商所设窑口接运，再从海上运至福建、浙江、江南、山东、天津、关东各海口，最后由收囤转贩之户沿内河贩运到南北各省以至各府州县的，因而“偷漏卖放之船十之六七”全在海口，所以应对停泊于洋面的趸船严格检查，以堵塞鸦片从海口输入。道光帝正是采取了严查海口与内地重治兴贩相结合的办法禁烟的。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东“查办海口事件”。林则徐不负厚望，到广州后令停泊在零仃洋面的22艘鸦片趸船缴出鸦片，并立下永不售卖鸦片的“具结”，随后又将缴获的200多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。马克思高度评价虎门销烟，称它是这次禁烟运动的“顶点”。这次运动中还颁布了《钦定严禁鸦片章程》三十九条，要求严惩各类烟犯，各地也搜缴了大量鸦片、烟具，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是在鸦片弛禁了半个世纪之后，清廷将洋土药税厘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开始的。为了在10年内禁绝烟毒，清廷采取了分期禁绝和先禁土药后禁洋药的办法。20世纪初年，国内土产鸦片年产量十几万担，而进口鸦片只有5万担，因此鸦片的危害主要在国内。1906年颁布的《禁烟章程》规定，罂粟种植年减1／9，奖励提前禁种，严禁新吸，吸食者限六个月戒瘾，烟馆限六个月停歇改业。在国内严禁的同时，清廷多次与英国协商并两次签订禁烟协议，英国作出了从1908年起每年递减入华鸦片1／10和无论中国何省土药已经绝种，印度鸦片即不再进入该省的承诺。中英双方达成共识，都愿于10年内在中国禁绝鸦片。但是，真正要禁绝鸦片对清廷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因为在这次禁烟运动前，清廷每年从洋土药中收税800万两以上用于编练新军，禁烟以后这部分收入将逐年减少，这对于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但是，清廷当时正在推行新政，标榜自强，为了革除鸦片积弊，便想尽一切办法筹补禁烟后带来的经济损失。继清廷之后的民国政府一如既往，严禁鸦片。在官民一致努力之下，1916年在全国范围内禁绝了罂粟种植。至1917年底英方按照协议，不再把印度鸦片运入中国。这次禁烟运动的成功“出乎所有外国人的意料”。

民国年间的“二年禁毒，六年禁烟”采取了坚决禁毒、分期禁烟的措施，即1935至1936年将毒品（指吗啡、高根、海洛因及其他配制毒丸）全部禁绝，否则毒品犯一律处以死刑；1935至1940年云、贵、川、陕、甘、宁、绥等7省分期禁种罂粟，其他各省则一律于1935年禁种。为了解决禁种区烟民吸食问题，采取统制运销的方式，当时设了汉口禁烟督察处、各省禁烟督察分处、禁烟督办署及监运所，公栈、制膏所等机构负责运销，不允许私自贩售。对于戒吸则采取个人戒与住医院戒相结合的办法，不少地方还设了烟民工厂以配合戒烟。这次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由于日本侵华，国土沦丧，其最终成效大打折扣。尽管如此，1938年在国联第23届禁烟会议上，美国代表富勒仍评价说：“凡在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各省，仍然继续表现禁烟之努力及可观之成绩。”

近代历史上的禁止烟毒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：

第一，政府坚定不移的禁烟政策是革除烟毒积弊的保证。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曾一度搞得轰轰烈烈，出现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伟大壮举。但是，由于最高统治者首鼠两端，既想为兵强饷足禁绝鸦片，又惧怕侵略者的坚船利炮，最终走上投降道路，使禁烟运动失败。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中，清政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禁烟政策，不惜牺牲巨额的鸦片税收，坚持禁烟，严抓不放，最终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效。民国时期的“二年禁毒，六年禁烟”取得一定成效，与国民政府为了提高其国际威望和贯彻其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。鸦片泛滥对个人、家庭和社会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，因而它是政治、经济政策实施的阻力，同时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地位。为此，国民政府制定了严厉的禁止烟毒政策，最后取得一定的成效。

第二，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禁止烟毒，才可望取得成功。道光年间，林则徐看到民心可用，利用人民群众禁烟，在两湖地区和广东取得了显著成绩。清末禁烟运动中，各省选派绅员到农村宣传劝谕，使政府的禁烟政策家喻户晓，唤起了民众的禁烟意识，所以禁烟能够成功。禁烟期间，采取多种方法发动群众，多次颁布条例奖励告发、缉私等，调动了群众的禁毒积极性，使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。